鍾庭耀:公民當自強 勿讓政黨壟斷數據助選

灼見名家 |  名家演講錄 |  2016年8月1日

編按: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於79日舉辦公民實踐研討會「選戰啟示錄」,請來鍾庭耀博士、沈旭暉教授,從外國經驗和民調角度探討選戰,由陳健民教授主持。以下是鍾庭耀博士的發言全文。整理:谷理揚

所謂「三軍未動,糧草先行」,就是指任何情勢,都以糧草最重要。古代戰爭中,三軍必然配上糧草。什麼是三軍?不是海陸空三軍,而是在周朝的制度中,天子有六軍,諸侯有三軍,三軍編制每軍12,500人,八軍就是10萬人,廣義來說,三軍就是各種部隊的總稱。在這場合來說,就是指左中右三軍了,而糧草就是今天講的數據。大半年前,小弟愛看一套電視劇,叫《楚漢傳奇》,是劉邦項羽的故事。故事中有一個小郎中,是項羽部下的一個前卒,他叫韓信,負責打理雜務,不受重用,於是投奔了劉邦。整個楚漢相爭有很多精彩的都事,如「鴻門宴」,劉邦要逃走,到了蜀中,走時又火燒棧道,以向項羽表明自己不再回去。過程中,韓信幫了劉邦一把:撤退的過程中需要糧草,韓信負責打點糧草,用他的智慧,在路線上放置好糧草,所以大軍到了,就有糧可用,可以安然到西蜀。韓信就是這樣由一位小郎中變成一個打點糧草的軍官。後來就發現他是一個有才能的將士,於是劉邦封他作大將軍,韓信就變成一個影響楚漢相爭的關鍵人物。

 民主黨曾敗於數據之戰

 糧草與現在講的數據有何相近之處?糧草是罕有的,要策略性的運用,甚至要早早布陣,就可以致勝。現在數據也一樣,例如民調,也有相似特點。罕有的資源不是唾手可得的,要策略地找、策略地用,配合攻防。有多少兵馬將士當然重要,但是關鍵時刻,糧草如何調配——數據如何運用,才是致勝之道。

 最近有報道,就是鍾樹根說給大家聽,當年民建聯是用了數據的策略成功的。2004年何秀蘭因配票的失誤而落選,當時民主派在港島有兩條名單。李柱銘一告急,票源就集中到他的名單上,另一條名單的第二位何秀蘭就因而僅僅落選,民建聯的蔡素玉僅僅當選。當時的評論及報道均引述葉國謙。他作為一個軍師,好開心地接受訪問談論當時的策略,說民建聯很掌握自己的選情。民主派告急時,他們就知民主派是計錯了數,其實不用告急的,但他很樂意幫助民主派告急,當天他也幫手打告急牌。四點鍾時,他就知民主派出事了、民建聯夠票了。他也說蔡入局、何出局,全靠這個假告急,而這個假告急,他們是知道的,到晚上已經收不回了。

 

2004年何秀蘭因配票失誤而落選,民建聯葉國謙事後說,民建聯在民主黨一開始告急時,便知道告錯了急。

 票站調查組織 背景可疑

 這個說法,當時已有公開討論,選後我也在報章上根據票站調查,詳細分析每一區的勝負原因及各種問題。最近我有一篇文章,講了票站調查的操守問題。票站調查至今也有20多年歷史,我發覺很早期已有參選人士或團體做自己的票站調查,去做自己的選舉工程。2004年,我用已公開的立法會選舉資料作了一個小統計。選舉事務處資料顯示了各區有多少票站調查和多少人手:有七個機構進行了票站調查,有我們港大的團隊,也有一些規模較小的組織。當中有三個組織,分別是香港社會經濟研究所、香港青年協進會、公共事務研究學會,各自在不同地區,派出數量不同的訪員。他們在400多個票站中的300多個做了票調,工作人員總共有2,000人。我們自己團隊做票調的規模已經很大,但都只選取了100多個票站,因為資源有限。然後做隨機抽樣及研究。我們派出的訪員只有百多人,他們卻有2,000人。當時我在文章中說,這三個組織雖沒說自己是同一組織,但他們在各票站的分布是沒有重疊的,三個機構主要分別在全港三區做票站調查,就算同區,也不同站,所以很明顯有清楚的合作,甚至可看出是同一陣營。當年這個陣營用了我們20倍資源的規模做票調——簡單來說,假如我們用20萬做票調,乘大20倍就是400萬,當年是用了這樣的資源及費用來做這個工程。

 

寫了文章後,到現在這麼長的時間,也有很多關於票站調查的討論,如應否用於選舉工程。歷年來我也給很多意見予選委會,基本上有三條路可走——政府不要管、資訊愈流通愈好、也要有專業的限制,以專業的標準處理公開數據。這些公開數據是公民社會很重要的資訊及材料。在2012年時因眼見這些討論沒什麼方向及結果,立法會亦已討論過很多次,有選舉工程的票調應否禁止,當時以林瑞麟為首的政府就說明,選委會對這些有選舉工程的票站調查,基本上不置可否,只把他們當作學術機構便算了。那些限制及專業操守,香港是沒有的,我也沒要求有這些限制,於是只在我們(港大民意調查計劃)的票站調查中制定了一些約章,向媒體說清楚,這些資料不能用於選舉工程,不能在選舉前宣傳及採訪,不然很容易會洩漏出去。

數據公開 全民公有

我在這裏提出一個問題,如果以前的糧草、現在的數據,是屬於寶貴的資源,誰可擁有?如我剛才所說,誰有資源、有錢,誰就能擁有,而現在的規管中,亦可能容許一些票站調查作選舉工程。關於鍾樹根及葉國謙的報道都顯示了他們有用票站調查。但誰應該擁有?我有一個答案。如果由小眾擁有,無論它有何政治色彩,都對社會不公、對選舉不公。我認為這擁有權不應限於小眾,而應開放予大眾。一種論述認為,既然有不公平的情況,有機構用資源做,那不如一拍兩散,齊齊不可以做,政府全禁了。但政府似乎不太想,因可能對他們也有些作用。禁不了,不如搗亂他?也有泛民人士,說出來做票站調查,可能向港大網開一面,但其他的機構就不答。但年紀較大的人可認不了機構間的分別。另一種聲音更大,就是從票站出來後誰問也不要答,因為有時難以判斷。所有陣營都說自己是大學生,最後可能就入了我們港大的數。其實以上這麼多方法都不好,因這些想法都很危險,推論下去,如果可以破壞票站調查,就可以破壞其他民意調查,這是不公平的。而當社會把全部這些調查禁絕以後,始終財雄勢大的人會得到內幕消息,只會比現在更不公平。

 

所以,已經有答案。如果要處理這些數據,便應推動「數據公開,全民公有」的概念。如能直接取用數據,再自己直接分析,甚至僱用專家分析,不是最好的嗎?我們最擔心的是,數據私有化後,有團隊能用得滾瓜爛熟,於是有了策略部署,但他們之外的人是沒人用到的。兩大陣營,是否要鬥錢鬥人?為何我們不能在三軍外,組織第四軍?這第四軍就是公民社會,全民皆兵的軍。這時侯,有很多原始數據,我們也放了上港大民調網站,任何人拿了這些數據,也可作很多有趣的分析。例如有許多人都表示未決定投誰,會在最後一日決定。哪些是什麼人呢?是不是聰明選民呢?這些數據也能分析出來。

結語,本來昨天我想到的是,「民主何價,科學何用」,但想了想,還是不要說些悶的話題。如果我們覺得制度不公,那就只能公民自救。公民社會好好的裝備自己,用我們的公開數據。謝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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